2022年2月25日，因为无力支付租金，Mia张菁琳被迫拆除了自己公司的无障碍展厅，离开了曾经办公的地方。资金困难导致的提前退租，让之前的努力都打了水漂。

张菁琳是一个出生于 1999 年的女生，毕业不久后就开始了创业做无障碍设计。除了面向公共的无障碍设计以外，她的公司主要做居家的无障碍设计，也就是给残障人士、老年人等提供符合他们使用需求的居家装置改造。Mia特别强调全年龄段无障碍设计这一概念，因为每个健全人都可能在某些情景下变成临时障碍者，“年老者、体弱者、孕妇、带小孩出行的家庭、拖着大件行李的旅行者、大包小包归家的人、需要急救的人，人人都需要无障碍。”

但是理论上的被需要，并不能带来现实中的项目和投资。从去年五月份公司成立开始，Mia需要不停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公司活下来。

找投资始终是困难的。对于财务投资者来说，一个好的项目应该要有明确的商业化路径，最好是可复制性强，再带些科技属性，这样后续才能获得回报。但无障碍设计和这些关键词都不沾什么边，Mia曾经发微博吐槽“大多数投资机构只关心人类未来，只关心怎么去火星，只关心人类怎么在元宇宙里面获得新的社交机会”，但没人关心现在。

投资人们的答复也比较统一，“你在做一件好事情，但不是一个好生意。”

这个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做这个生意实际上是在跟整个社会的整体意识做斗争，残障人士回归社会要面临各方面的巨大阻力，很多人维持基本生活都困难；全年龄段无障碍这一概念，对大多数家庭又似乎太过先进和遥远，除非有切迫的必要，很少有人愿意掏这笔钱尝试；而大众化的认知普及又是一个成本太高、且遥遥无期的事情，没有几个人愿意把钱投到这样的项目上。

为了给公司找到活路，Mia在不到一年的时候里，被迫快速完成从校园学生到社会创业者身份上的转换，朋友圈开始“不自由”了，曾经最讨厌的敬酒应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一直处在焦虑和失眠的Mia，在很长时间里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她的体重掉了十斤。

图为Mia张菁琳的微博

去年年底，是公司情况最糟糕的一段时间。项目回款还没到账，物业已经开始催缴新一轮的押金，再加上因为看不到无障碍设计在中国的未来，同事们纷纷选择离开，公司只剩下Mia和另一位同事。Mia在当时想过好多次，“要不公司就死了算了吧，实在没有什么办法。”

在为展厅众筹租金，没有得到太多反响后，Mia尝试性地发了条介绍自己无障碍展厅的微博，并联系到几位长期关注残障群体的博主转发，非常幸运地引发了网友的大量关注和以及合作的机会。虽然展厅仍要拆除，押金没拿回来，商业困境仍然存在，但总算公司暂时活了下来，而且看起来更有希望了一些。

一个99年生，刚刚脱离大学生身份的年轻女性，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动力去做一件随时可能赔钱的公共性的事务？

事实上，从Mia对残障群体有同理心和切己的经验，到愿意积极投身于这个事业当中，有过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是她身边人的经历真正将她和残障群体的距离拉近了。

Mia体会过暂时性的“残障”，高中的时候她不小心摔坏了腿，不得不拄拐进出老家的学校，因为没有无障碍设施，她摔倒过多次。当时Mia对自己经历有过思考，但“我当时还小，总觉得总有人解决这件事情的，可能只是在一个乡下小县城里面不会有解决方案出现”。

等到Mia在大学期间徒步的时候，身体上的障碍再次出现，因为脊柱有伤，Mia临时管向导借了登山杖，用来支撑走路。拿到登山杖的一瞬间，Mia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曾经在校园内拄拐的无助情况。当时Mia想到自己只是暂时性残障，严重了还可以休学，但如果是真的残疾人，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但这些短暂的想法，很快在旅行途中被抛在一边，“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成为那个不幸的当中的一员”。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没有真正跟残障群体接触之前，这种身份上的分界是一直清晰存在的。即使大家在周边共同生活，有过短暂的接触和照面，也永远不会想象自己会像他们那样不幸，因为永远存在两边，“这边正常人是我们自己，那边残疾人是他们”。

打破Mia的分界线的，是奶奶的突然生病中风。一天时间内，奶奶就从平时经常操心家庭琐事，逢年过节能包办一整桌饭菜的忙人，变成了躺在病床上，需要自己家人帮忙处理屎尿的病人。中风后，除了身体上的不方便，脑溢血带来的认知障碍让她连电视都很难看懂，奶奶只好在家里，经常呆呆地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次Mia的奶奶在洗手间里洗内裤，很久都没有出来。Mia找到奶奶后，让她不要管这些了，等他们来洗就好。奶奶听后一边洗一边哭，嘴上不停地重复，“我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过这样子的生活。”有一天爷爷突然提到，奶奶的残疾证办下来了。Mia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Mia通过在日企实习工作，日本先进的无障碍环境建设，进一步加深了她对无障碍的理解。Mia曾跟朋友聊起日本无障碍的便捷，如果有残障人士需要家居改造，不需要太多繁琐的步骤，可以直接坐轮椅去无障碍展厅看一下，就能当场给到一个能落地到家里的方案。同时她发现国内还没有人在做这个，当时 Mia 觉得，也许自己可以先试试看。

想法说出来之后，某种结界像被打破了，Mia 身边不断出现和她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大家聚集到了一起。创业初期，Mia 的室友给了她第一笔钱，因为室友已经去世的父亲，也曾经一直坐在轮椅上；团队里的其他成员，有重度抑郁一直服药但却在为自闭症儿童做疗愈空间的，也有经历过至亲去世的。包括 Mia 自己，也是父母多次离异又即将再婚，父亲刚从戒毒所出来，奶奶又中风。

图为Mia的同事们正在设计无障碍展厅

“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都经历过（这些）。而且我们都刚好是属于那种经历过，自己能够走出来，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走出来，所以我们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Mia公司主要收入还是来自政府和企业的项目，比如盲人民宿、书店的设计以及博物馆的无障碍设施。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大问题，地方政府也会找 Mia 设计“社区为老服务中心”，帮助老年人养老。

但直接面对个体消费者的项目实际上很少，且大多数项目都来自于老年人家庭，而并非残障群体。尽管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2006年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残疾人的数量已经达到8300多万，涉及2.6亿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16年过后，残障人口数量只会更多，但是他们并没能成为居家无障设计的消费者。

这背后的原因是很显见的，残障群体没法和“正常人”一样享有同等的教育和就业资源，这导致很多残疾人家庭并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光是维持生活就很困难了，更别说花额外的钱去改造自己的家。Mia通过微博认识的新朋友眠眠就是这样，尽管车祸导致的截瘫是有后续赔偿的，但康复和并发症都是很大的问题，上班和回学校的路也都被堵死了。

Mia曾经转发过一篇知乎上的问答《公共空间无障碍设施无人使用，中国残疾人去哪儿了？》，里面的回答中最重要的观点是，“无障碍是间断的”，即使无障碍设施、残联或某一主体做得再好，也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能把这些节点连通起来，帮助他们归回社会。其中最关键的两个节点就是，学习和工作。

图为长沙黄花机场的无障碍设施（Mia认为做得不错）

“你去搞再多的无障碍洗手间，无障碍坡道都没有用，他没有经济来源的话，他一辈子待在家里，他不可能出来，只是为了去上个无障碍洗手间。他要出来生活，他要工作，他要购物，他才会使用（公共无障碍设施）的。”Mia强调。

因此真正要残障人士能回归无隔离的社会，享受跟所有人同等的待遇，最关键的是整个社会意识的提升。Mia认为政府，比如残联能提供的就业帮助终究是很有限的，很多具体的落实是靠社会层面的支持，商业主体在其中的角色很关键。但现在很多公司的意识还停留在“我可以帮助你，但是我不会让你来我公司上班，因为我要给你付一样的五险一金，可能你的工作效率还没别人高，而且我还要承诺承担更高的风险”。

而且社会建构的歧视系统经常和无障碍设计的缺位杂糅在一起，让残障群体离“正常人”的生活更远，即使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都市，也是如此。一位坐轮椅的微博博主“大程子好妹妹”，曾分享自己被歧视性的对待的诸多经历，比如保安曾禁止他们进入已经购买过票的上海某艺术展，据理力争的结果是，保安做了妥协，但是态度是“你要强行进去，我也没办法。”而Mia的朋友眠眠在东方明珠旁，也因为不合格的无障碍通道，从轮椅上摔了下来。

图为Mia的朋友眠眠的经历

有时候，即使只是周围人好奇的目光，也足以消减残障群体本就鼓起勇气外出的信心。有次Mia跟眠眠一起去吃饭，由于饭店没有无障碍通道，Mia和朋友只能把他从台阶上抬上去，“当时我作为一个帮助他的人，我都不忍心去抬他，甚至觉得这个饭要不就别吃了，因为太伤人了，整个饭店所有人全都在看他，他才是一个21岁的男生。”

相比而言，一些发达社会确实要做得要更好一些。很多民众从小就被教育不要刻意的去观察障碍者群体，社会默认残障者是跟他们同等的普通人，这才残疾人能摆脱压力，走出门外。“他们的意识观念特别强，所以他们觉得做这个事情（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

Mia 认为国内的社会意识的推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很多人面对临时障碍的时候，总觉得我又不会一辈子推行李箱，我的孩子总会长大，我不需要一辈子推他的婴儿车上坡，他们使用无障碍通道的时候享受到了便利，但是他们就忽略了，我之所以获得这个便利性的原因是什么。”

在发微博受到关注后，Mia组建了一个叫“有爱无障碍”的群聊，很多残障者和关心无障碍的人会在里面共同探讨问题，有人会分享关于残障群体的学术论文引发讨论，有人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大家，还有听障者自己开了公司用来改善听障者的现状。

其中的一个群友曾经找Mia做过居家的无障碍设计，他从曾经一度不敢告诉朋友，自己除了听力上的障碍，又坐上了轮椅，到后面他开始逐渐在群里分享关于无障碍的知识，现在他已经能在微博每天分享自己的康复日记和心路历程。让Mia最感到开心的是“他说我们做的事情，以及我们给他做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己其实可以有尊严地生活”。

看到自己能切实地帮助到一些受伤的人从残障的阴影走出来，接纳自己，加上有不少人联系到Mia，想为无障碍事业出一份力，都给了她很大精神上的支持。“我真的觉得赚钱是一个基础生命线的问题，在赚钱之上还有更多的快乐。”

Mia未来准备跟朋友眠眠，一起在新媒体上继续发声。坐在轮椅上的眠眠可以从他的视角来测评每个电影院、餐厅甚至每一场旅行中的无障碍设施，“我们希望发布视频告诉公众社会，有这么8500万人，他是可以去餐厅吃饭的，但（你们的设施）就根本没有把他们考虑在内，把他们拒绝在门外了”。

眠眠测评电影院

另一方面，Mia也希望眠眠能通过为自己的群体发声，找到生活中的真实感和价值，帮助他回归社会生活以及后期的康复。虽然Mia非常希望眠眠能够尽快康复，但同时Mia也特别警惕一种热忱过头的助人情结，她特别强调眠眠并不需要她来提供一份工作上的帮助，她并不是眠眠的“救世主”，而是眠眠的战友。

Mia提到，很多人会有意无意以一种拯救者的姿态来帮助弱势群体的，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而且对方可能并不需要你的“拯救”，也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成为需要被帮助的人。

Mia在准备做多人的无障碍旅行的时候，有不少公益组织、车主和热心人士联系到她，表示愿意提供无偿的帮助，Mia也跟对方有过沟通，“其实都是可以付钱的，不要太觉得在施舍或者帮助一个人，大家都是出去玩而已。”决定AA平摊后，所有人都很认可。

“我一直跟我们同事当中传递的一个价值观是，我们并没有在帮助谁，也没有在给他创造出一个自由的环境出来，我们只是把他们的路还给他们，我们只是把他们自由还给他们。不要太有助人心结，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当一个清障者而已。”

对Mia来说，社会性事业是去中心化的，不需要把自己放得太高，比如成为这个领域的话语掌控者，更需要的是所有人为了同一份理想一起前进，因此Mia更愿意把自己和同事们称作无障碍建设的其中的一员。Mia对未来的心态平和了许多，如果公司有天做不下去了也没关系，只要自己现在还在做，只要把社会建设和公共的认知往前推进了哪怕一小步，就是有意义的。

“我们哪怕成为垫脚石，也能让后来的人站得更高，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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