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云锋基金”，36氪经授权发布。

新冠疫情肆虐，如何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课题。

在这场疫情防控持久战中，除了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在实验室争分夺秒、夜以继日研发的科研工作者和医药创新企业。腾盛博药创始人洪志博士和他的团队就是其中一员。早在疫情爆发初期，他就带领腾盛博药研发团队投入到抗击病毒的研发之中。

创立腾盛博药前，洪志博士曾在葛兰素史克(GSK)担任高级副总裁，负责GSK在艾滋病和传染性疾病领域的药物研发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多个用于艾滋病治疗的药物和疗法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洪志博士也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不仅领衔创建了葛兰素史克传染病和公共卫生研究所，还积极协助多国政府和慈善组织建立合作项目。

作为一家中美两地运营的跨国生物技术企业，腾盛博药始终聚焦抗感染领域，在满足中国患者需求的同时，开展跨界、跨国合作，试图通过全新的产学医研合作模式，以最快速度实现创新药从0到1的突破，惠及更多饱受传染性疾病困扰的患者。

今年10月，腾盛博药向FDA提交了其在研的新型冠状病毒BRII-196/BRII-198联合疗法紧急使用授权（EUA）申请。如果拿到审批，则意味着该联合疗法在疗效和安全性上得到药监机构的认可。这也有望成为首个上市的国产新冠中和抗体。

通常，新药研发至少需要耗时10年左右，但在应对新冠病毒危机时，腾盛博药与清华大学、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开展多方全面合作，他们以接近5倍的研发速度，仅用18个月就完成了新冠中和抗体从基础研究到产品申报工作。

在药物研发领域从业近30年，洪志博士凭借自身积累的丰富经验、对病患的敏锐洞察，带领腾盛博药建立了差异化、多元化的产品管线，涉及乙肝功能性治愈、多重耐药和广泛耐药性细菌感染等研发领域。腾盛博药以针对重大感染性疾病开发创新疗法为出发点，致力于推动整个公共卫生领域的革新，通过提升创新药物的可及性，改善全球患者的健康水平。

多年来，云锋基金持续关注急慢性传染病所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发掘并支持为公共卫生事业和全民健康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共同探索实现预防为主、全民健康的更多可能性。2018年，云锋基金投资腾盛博药，是最早陪伴腾盛博药创始团队的投资人。

云锋基金联合创始人、主席虞锋表示，“生物科技是云锋基金持续关注的重点领域，急慢性传染病容易引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威胁人类的健康安全。腾盛博药在新冠疫情期间积极推动中和抗体治疗的研发和转化，目前已经在临床试验中取得重大突破。作为腾盛博药最早期的投资人，云锋基金从ESG投资出发，希望积极推动公共卫生领域的科技创新，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而努力。”

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创新是从0到1的突破，是硬着头皮开拓一条没人走过的路，腾盛博药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实践与突破，或许能给同样在科技创新路上前行的创业者以经验和启示。

本期「云锋Talk」中，腾盛博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洪志博士与我们分享了关于公共卫生与科技产业合作的思考，当前传染性公共卫生疾病防治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将高质量创新药带回中国、将数字化研发创新体系带到世界的决心。

以下为「云锋Talk」与洪博士的对话，enjoy：

新冠中和抗体联合疗法的诞生

云锋：腾盛博药最近的好消息是向FDA提交了新冠中和抗体（BRII-196/BRII-198）联合疗法紧急使用授权（EUA）申请。如果获批，这对新冠患者和公司来说分别有什么特殊意义？

洪志：这是我们项目研发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获批后我们的新冠抗体BRII-196/BRII-198联合疗法就能在美国进行紧急使用，让病人能够更早得到治疗。对公司来说，拿到审批意味着我们的药物已经在疗效、安全性和质量上得到药监机构的认定，可以开始对外销售。

云锋：这次EUA申请是基于海外三期临床试验（ACTIV-2 3期）的积极结果，这个结果代表了什么？

洪志：数据结果是积极的。首先，我们临床实验的治疗窗口期是最长的，新冠患者有症状后10天内都可以进行治疗，其它药物大多限制在5天。我想这是我们对医疗界做出的贡献之一，对于晚期治疗的患者，我们的药物表现出积极的治疗效果。

第二，我们选择入组的病人都是有很大机率变成重症的患者，这意味着给我们临床实验增加了很多event（事件），这让我们在统计学上有相对完整的结果。结果显示，BRII-196/BRII-198联合疗法（与安慰剂相比）能够使住院及死亡的复合终点降低78%，我们治疗组在28天之内实现零死亡。

第三，我们开展临床研究比其它药物晚了一些，好处是我们招募到很多患者都是德尔塔（Delta）变异株携带患者，所以我们拥有非常直接的临床数据，能够证明BRII-196/BRII-198联合疗法对德尔塔（Delta）变异株是有效的。

云锋：中和抗体（BRII-196/BRII-198）联合疗法和疫苗的作用有哪些不同？不同疗法之间该如何互相补充，应对病毒的变异和传播？

洪志：应对爆发性的大流行病，防御是最重要的手段，疫苗是防御的主要方式。抗体疗法的使用跟疫苗都是通过免疫起作用，但抗体治疗的不同之处是见效快，用药后血液里的抗体浓度立刻达到最高点，疫苗需要几个星期才能达到这样的浓度。比如，暴露人群或密接人群可能已经被病毒感染，但还没有表达出来，给他们打疫苗实际上已经晚了，这样的人群应该用抗体治疗。

另外，疫苗在人体产生的抗体反应不会一直保持非常高的浓度。我们对抗体做了基因修饰，使药物半衰期延长到至少60天以上，并且药物浓度能够保持6-9个月。对老年人或免疫有缺陷的人群来说，抗体的反应本来就不高，打了疫苗以后又迅速降低，这类人群更适合用抗体进行预防，保护作用更大。

云锋：BRII-196/BRII-198联合疗法进展迅速，部分原因得益于快速找到清华大学、深圳三院进行合作，你们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达成了合作共识？

洪志：2020年1月，清华大学和深圳三院开始投入新冠中和抗体的研究，鉴于过去我们和两方已经建立的信任关系，腾盛博药3月份就把项目承担下来。我们三方迅速把职责分清楚：清华大学和深圳三院完成必要的测试筛选、病毒学试验等研究工作，腾盛博药主要提供药品开发的抗体优化、知识产权保护、项目管理、合同研发生产机构（CDMO）管理、临床试验等后续转化工作。

云锋：对腾盛博药来说，在开发联合疗法的过程中找到合作方的重要性是什么？

洪志：我们团队在传染病领域深耕多年，在抗体药研发方面累积了很多洞察，所以我们前期对中和抗体药物治疗方案就有一些想法。但腾盛博药毕竟还只是家初创公司，人力、财力、物力各方面都有一定限制，所以我们最早就保持非常开放的想法，去寻找更好的合作伙伴。

云锋：从开始研发到提交EUA申请，新冠中和抗体（BRII-196/BRII-198）联合疗法仅用了18个月，动作如此迅速的原因是什么？

洪志：我想这是有史以来科技成果转化最成功的一个例子。从基础研究到产品申报只用了18个月，这在过去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这跟合作配合、团队能力和经验有关，是不是能在最快的时间做出最好的决定，进一步去执行，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错。

云锋：回顾合作过程，还有哪些方面可以完善？

洪志：很多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将10年的事情在一年半里做好，但10年花的钱也是要一年半花出去。在资金周转方面对初创企业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也希望将来能与各方有好的合作，尽早把资金引进，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推动项目，这也是我们觉得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机制。

云锋：在中和抗体（BRII-196/BRII-198）研发过程中，你们做过比较艰难的决定是什么？

洪志：太多了。印象比较深的是最后选择剂量时，实际上我们有很多争论，反复的讨论和争论，争得脸红脖子粗。当时比较痛苦的决定，现在看看觉得做得还是不错的。尽管我们只花了18个月的时间，但其中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很多决定是含着眼泪做出的。

云锋：腾盛博药决定进行新冠中和抗体（BRII-196/BRII-198）开发的动力是什么？

洪志：我们的动力就是巨大的患者需求。我们当时出来做中和抗体的研发，考虑的是我们是不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这是我们想的第一个问题。

云锋：应对疫情是跟时间赛跑，如何顶住压力保持快速反应？

洪志：刚开始有疫情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到会发展得这么快、这么猛，我们团队也经历了一个认知的过程。我们成立腾盛博药的时候就聚焦在传染病领域和公共卫生重大事件上，但我们也没有预想到会发生新冠这样的大流行，这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实战的机会。整个过程我其实很自豪，我们在非常高压的情况下快速做出行动。

云锋：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通常是偶然和突发的，如何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洪志：对我来讲，大流行肯定是会发生的，只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没法预见。这里的不确定性是指时间点上的不确定，但发生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充分的认知，不能怀着侥幸心理，当你知道未来肯定会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现在要想的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云锋：疫情面前，全世界人民成为命运共同体，全球合作会为抗击新冠病毒带来哪些优势？

洪志：在应对这种国际公共卫生大流行事件上，我们需要国际性的合作，不能把研究局限在某一个国家。疫情传播不分国界，所以药物研发也不应各自为战。所以我觉得需要国际范围的合作，而且要跟最好的伙伴合作，这是最关键的。比如新冠刚开始时，我们在中国做完一期临床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国家对疫情的有力管控，国内病例很快就清零了，那我们就需要到国外继续开展临床研究。另外不仅要开展国际化合作，而且要跟最有经验的机构伙伴合作，我们在国外有了数据后再把药物带回中国，作为紧急使用药品，应对国内小规模的疫情爆发。

高回报不是创新疗法的推动力，创新应有更广泛的可及性

云锋：在应对新冠病毒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整个医药行业的创新呈现一个陡峭的增长曲线。这种创新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洪志：创新的驱动力来自患者的需求，没有需求就没有推动力，这个是最关键的一点。

云锋：为什么创新在传染病领域尤其重要？

洪志：大环境上，过去很多大药企离开了传染病领域，聚焦一些罕见病和癌症领域，原因之一是这些疾病领域的药可以有非常高的价格，每年还会加价，继而获得更好的回报。但我们觉得，靠高价格高利润来指导医药创新开发方向，是不可持续的，并且会忽略很多对公共卫生有重大意义的领域。

我觉得公共卫生的重大事件和疾病，大部分都牵涉到千万，甚至亿万的患者数量。我们希望更多考虑这样的疾病，通过巨大的患者数量推动创新，而不是通过高价或加价来争取投资回报。我们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研发出有优势的产品，通过规模来惠及全球患者，尤其是中国的患者。

所以我们选择的项目，不管是HIV还是HBV，都是有非常大的患者数量。我们想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用新模式去惠及更多的患者，这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云锋：所以创新疗法不意味着高价，创新应该有更广泛的可及性。

洪志：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有实际意义，我从来不相信价钱是创新的推动力。如果能用规模推动创新，我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带到其它发展中国家，当然这是非常长远的目标。

云锋：您曾说过创业首先选择就是回到中国，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吗？

洪志：回国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我们回国能做的不仅是创新，还可以在患者的可及性方面实现更好的突破。过去传统医药销售基本上是人海战术，大量成本都用在销售上，动不动就铺2000个销售员出去。我们想的是能不能用200人就把这件事做好了，余下1800人的销售成本可以重新分配，我们把这些销售成本省下来返给患者，这是我们当时非常兴奋的一件事。

云锋：腾盛博药的官网上有写一句话，“我们相信现在正是中国深入革新和实践医疗健康事业的最佳时机。”写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

洪志：我们刚创立公司的时候，感受到国内在新药研发这方面有很大的推动力，数字医疗有非常快速的发展，给整个创新药领域带来颠覆，新冠疫情也在加速数字医疗的发展。

云锋：中国的数字医疗未来会在哪些方面有持续地突破？

洪志：中国在数字医疗领域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发展势头。中国有大量的临床数据，数字化的潜力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未来，在疾病常识、对患者的教育，医药的传递和供应上，都会因为有数字化赋能带来新的突破。这些突破的结果会大大降低销售渠道的费用，节省出的费用会回到患者身上，让药的价格更低，让更多人接受更好的治疗，这方面中国将来很有可能是领先世界的。

云锋：腾盛博药在新冠联合疗法的研发中验证了“多方合作”给创新带来的合力。您如何看待小型创新公司与传统制药企业之间的关系？

洪志：全球范围内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小公司进行合作。10年前，很多小公司往往是从大公司获得产品做进一步研发。而现在很多创新出现在小公司，大公司则对其进行并购。大公司有很多综合能力，但它缺少冒风险的勇气。所以我觉得大公司与小公司在未来会是更加“互相依赖”的关系，大家相互合作，共同寻求发展。

云锋：在这种合作创新中，初创公司的优势是什么？

洪志：公司小做决策的人就少，往往1-2个人就能做一个决定，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做非常多的决策。其实抗体药的研发一般来讲需要10年，我们在一年半就把它完成，但实际上这一年半做的决定跟10年做的决定是一样的，只是说现在做决定要更快，应变能力要更强，我觉得这是小公司的优势。因为疫情是变化的，要随着疫情的变化做不同的决定，而且有可能前面的决定是错的，要回过头重新修改，这都需要非常快速做出决定。不过大公司在这次抗击疫情中的表现是不错的，很多公司CEO直接参与进来，他们的决定也做得非常快。

云锋：您提到新冠中和抗体（BRII-196/BRII-198）联合疗法是一次成功的科学转化。近几年国内一直着力提升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从过往经验看，科技成果转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洪志：科学转化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失败案例有其必然性，但成功案例也有其偶然性，所以很难简单地讲出一个具体秘诀。有时候我们会将“科学”和“创新”两个字混在一起，其实是不同的概念。但转化成产品更多应该是由企业来做，这意味着企业的团队能力很重要，比如对资本市场、医疗系统、患者的洞察力是非常重要的。如何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下，促进科研单位和企业进行更多合作，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美国实际上有很多经验，旧金山和波士顿有很多大学，很多科学研发项目，同时也有很多小公司在其中不断成长起来。

把好药带回中国，把好的理念带向世界

云锋：您是如何进入抗感染领域的？为什么要聚焦在传染病领域开始创业历程？

洪志：我一直在传染病领域，从读博士开始，这么多年我和团队积累了很多概念和想法，所以我也希望能把这些想法带到中国来。当时在中国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我发现国内治疗艾滋病毒的好药很少，咱们患者用的药还赶不上一些落后国家患者用的药。我很想让更好的药来到中国，这也是我后来找到罗永庆（腾盛博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的原因，他在这方面有非常好的想法，把中国作为一个场景，探讨一个新的、可及性的方式，在公共卫生重大疾病领域中进行尝试，我想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云锋：让创新药惠及更多患者，这是您当时成立腾盛博药的初衷吗？

洪志：没错，当时我们想把在这个领域多年的洞察，借助科学和技术的突破，把它转化成具有相当优势的创新药，惠及全球患者，尤其是中国患者。我觉得现在社会对于公共卫生疾病患者，还存在一些歧视，不管是乙肝病毒携带者、HIV病毒携带者还是中枢神经疾病患者，他们经受的不仅是疾病上的折磨，心理上也有沉重的负担。新冠爆发也是，每个被隔离的患者都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对疾病的了解不够。

云锋：腾盛博药正在向乙肝的功能性治愈发起挑战，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为什么腾盛博药要强调乙肝的功能性治愈？

洪志：如果大家都期望乙肝能够被治愈，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未被满足的患者需求。如果我们可以实现功能性治愈乙肝，患者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大提高，他们也不会再受歧视。如何让患者了解治疗方法，愿意及时接受治疗，这也是重大公共卫生疾病治疗很重要的方面。

现在很多慢性病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小，患者要终身服药，还有可能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还有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不是没有治疗方案，而是治疗方案不够好，没有考虑到患者的体验，患者的声音得不到表达。

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考量，了解患者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过去一般是医生告诉患者吃什么药，实际上很多患者不了解什么药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现在这些方面的信息越来越多了，患者对疾病的了解越来越多，患者的选择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我们考虑的不仅是新药是否有效，还包括如何更容易被患者接受，在治疗过程中有更好的安全性。

云锋：这两年，许多传统制药企业和新兴科研力量开始重新聚焦乙肝等传染病领域，腾盛博药如何适应这样的市场变化？

洪志：传染性疾病是威胁公共卫生的重大挑战之一，作为一家致力于针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研发药物的企业，如何持续保持领先非常重要。乙肝治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会包括多种联合用药的方式，是一个不断更新的领域。比如丙肝治愈一开始只有8%的治愈率，到最后升到20%、40%、60%、80%到90%以上。我觉得对腾盛博药来讲，不断更新产品，把目标不断加高，这是我比较看重的一点。

云锋：极速变化的时代给医药企业带来新的挑战，面向未来，腾盛博药会相应做出哪些战略部署？

洪志：在中国，我们肯定会继续聚焦在乙肝功能性治愈、多重耐药和广泛耐药性细菌感染等领域的研发。在美国，我们主要会聚焦艾滋病毒和中枢神经产品管线的开发。但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不管是通过自主研发，还是产权转让的方式，都要把所有的产品带回中国，以造福更多中国患者。

关键词： 公共卫生 可及 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