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农民来当科研助理，是课题组对官方编制的自主调节和纠正，也是一种高效的选择。”4月16日，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老师称，在北京聘用研究助理比较困难，因为生活成本较高，很难找到刚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从事这项工作，于是他们就近聘用了一些北京郊区的农民。

记者了解到，在一些农林业的科研工作中，请农民做科研助理已属于普遍现象。

“尤其在作物育种工作中，农民承担了作物栽培、杂交、制种、考种、数据汇总等大部分技术工作。多数作物育种课题组一般由1—3个科研人员加2—4个技术工人(农民工)组成。”肖国樱说。

这些农民科研助理虽然每月工资不高，但他们工作很认真。有科研人员表示，有的农民科研助理提取的DNA质量比研究生们还高。

肖国樱认为，农民在我国农业科研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广东潮阳县农民洪春利1956年发现了水稻矮秆突变体，然后在农业技术员洪群英的帮助下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水稻品种“矮脚南特”。

实际上，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人才和人力密集的产业。“其中不需要做过多判断的技术性劳动，完全可以让通过培训的农民来完成，而不一定需要博士、硕士。中国农民勤劳、群体大，这是我国发展包括转基因育种产业在内的生物技术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肖国樱说。

但也有人认为，请农民当科研助理是一种小作坊式的科研方式，要学习西方大公司分段管理、分工协作的商业化育种模式。

肖国樱认为，农民当科研助理这种方式具有显著优势和中国特色。首先，它充分发挥和贯彻了课题组的育种理念，整体性强，而不是把科研人员只看成是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其次，它灵活多样，适应市场的需求，操作失败了损失也不大。而商业化育种模式一旦出现问题，损失大、难纠偏，还存在人浮于事、吃大锅饭的情况。

肖国樱说，科研目标的提出、技术路线制定、数据分析等技术性强的工作需要较高学识，农民可能担当不了，但科研中的技术性劳动，通过培训的农民是能胜任的。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晓林，是中国现代农业科技小院创始人之一。他长期在基层，指导驻村研究生带领农民开展农业技术创新推广。“在实践中，科技小院田间学校的农民学员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完成较为简单的田间试验示范工作，这的确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同时，操作过程中，农民朋友的科技素质也得到了提高。”李晓林说。(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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